洛阳与汴粱：文化重心与政治重心的分离

十一世纪七八十年代，北宋逐渐形成一个介于国家（皇权）与民众（个人）之间的士绅阶层，他们以思想与国家分庭抗礼，以文化权力抵消着政治权力，试图使文化重心与政治中心取得平衡。而这种文化权力为了与政治权力对抗，逐渐建构了一种超越一切甚至是皇权之上的“理”，作为批评政治的理论根据。他们用重新叙述和解释过的“道统”说、“性情”说以及新的经典，建构一种高调的道德理想主义与温和的文化保守主义思路，这就是后来理学兴起的基本背景。由于在位官僚与赋闲官僚的趋向不同，现实策略与文化理想的思路矛盾，使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“政统”与“道统”、“师”与“吏”、政治重心与文化重心的分离和对立。